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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今天看来，战后国统区的物价绝大多数都是一路上涨，可是就每个详细的时段而言，则是互有涨跌，而整体呈上涨趋势。7月8日，《药业新闻》报导：“自经当局对贬抑物价，活跃加强控制严格办理后，一般物价，均告下流，复以两日来银根逐步抽紧，乃形成药市之连跌，特别以商场生意最繁之肺特药（肺病特效药）、配尼西林（青霉素）、西佛林（茶碱）等为甚，各药行为头寸需用，纷繁兜售，恐一时不易好转。”

  几天后，7月12日的《药业新闻》即称：“物价涨风，日趋严重，当局既不能抽紧银根，又不能抑平涨风，因而自上星期六起又创最高度的涨风，商场上一片抢买声，各种物品，均成求过于供，药业在此种景象下，也跟从上涨”。这一时涨时跌的态势，直到上海解放，一向长期存在，可是，整体而言，药价天然是跟着整体物价的不断上涨而上涨的。

  8月9日《药业新闻》的报导能够更好地反映这一态势：“自上星期五（六日）起，商场上又虚传将变革币制……本市各种物价又起涨风，尤以各种日用品为甚，西药方面尚见平稳，至周六（七日）上午，再继上涨，药市涨势也凶，但至下午，忽闻银根转紧，一起盛传种种利卖音讯，抛空者大有人在，因而物价直线下泻。昨日无市，今天后市是涨是跌，线天后的《药业新闻》则指出：“日来市况捉摸不定，一日之间，涨跌数次，因而本市一般运营生意之西药行，均感束手，昨日西药市价，曾三度变迁，晨间开盘喊高，正午遽然做低，至五时收盘时，忽然看高”。

  药价的上涨除了受整体物价的上涨影响以外，尚是由当局不断地削减质料输入的限额所形成的（此举系为了节省外汇，相同也仍是为了拔擢国内民族工业，补偿之前美货输入对民族工业所形成的灾难性后果，可是，此刻国内西药质料不能自给，有十之七八需求进口，一起，“我国药厂，近年虽日渐添加，但所出药品，尚不及进口货之多”）——“制药业每季所得之悉数限额，尚不及最大药房半年之经营数额”。一起，关于进口质料与西药的先后顺序，有关方面亦未必有适宜的谋划：“进口商并非药师，自不知药品应用之轻重缓急，往往未能合作实际需求，例如国内需求最殷之配尼西林及施多马新（链霉素）其正式输入量，仅占需求量百分之五。”

  对此，1948年7月，行政院公布《侨资及国人在外资金出资国内生产工作请求输入方法》，使国内制药业得以以侨汇等自备外汇的方法增多进口部分国内不能自已的西药质料。可是据8月6日的《药业新闻》引述“进出口业人士”说法，“意料为数必未见可观，关于我国制药工业质料之供给方面，其协助力气实属有限。”

  不过，这一方针的出台关于当时的制药业仍是一重要的利好音讯。8月24日的《药业新闻》报导指出：“政府自敞开自备外汇后，无形予工厂以一大影响，故最近本市新工厂之建立，及曩昔罢工现又复工之工厂均较以往为多”。可是，在输入西药质料的分配上，因为人多粥少，这些新开办的工厂天然又新增了许多压力。对此，担任进口配额分配的输入办理委员会“甚感困难”，所以，“别离函请各业所属之公会，概况查询，各该厂是否内部已开工，若未开工而请求配给限额者，当予回绝”。这一规则好像是一个“第二十二条军规”式的方针——若没有质料输入，怎么能开工呢？不能开工，便没有方法取得输入质料的资历了。

  1948年8月19日，当局发行金圆券并以行政手法限制物价。可是，不过几天，物价便一度全面回涨，上海市西药业以“恪守法则，主动减低药价”自居，因而“不光并未照外汇进步药价外，且将各种日用药品，均跌入八一九曾经之价格。”可是，“近因价格太低，故引起一般囤户收买之要挟”，一起，“近来本市各药房出售之各种药品，真实不行外国原来之本钱”，所以，部分药品“每日规则出售若干支，凭医生处方及身份证每人限购一支，至售完停止”，可是，上有方针，下有对策，据9月18日的《药业新闻》报导，套购稀缺药品的黄牛党“勾通一般门可罗雀，患者不敢讨教之庸医。由后者大开药方，交黄牛执往药房购买。药房不疑有他，照限价售出。”对此，施多马新等药则“仅限制住院患者运用”，用完今后尚须缴还空瓶。

  除了黄牛党以外，因为外埠的西药供给亦有许多来自于上海，因而，一方面，上海本地的药荒导致了内地许多的当地的药荒；另一方面，内地的药商与中心商人依然能够经过各种方法从上海买到西药，因而进一步加重了上海的药荒。据10月14日的《药业新闻》报导，外埠来沪批购者，“向各药房挨户门市购买，虽每人只能限购一件，但积少成多，竟然亦能满载而回。闻其间以无锡帮较多。”由此可见，所谓的凭处方购买部分西药的规则好像成了一纸空文。与此一起，内地的药荒亦影响到了香港，据10月12日的《药业新闻》报导，“国内各地豪客相互在港实施抢购，因而形成药价直线上涨”，其间上涨的药品，首要便是施多马新与配尼西林。